近年来，法院的执行案件数量急剧上升，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的行为不在少数，有一部分被执行人的行为已涉嫌犯罪，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，但是最终被追究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（以下简称“拒执罪”）的案件数量却极少。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，自1997年“拒执罪”入刑以来，全州法院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5件。其中2012年，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件，该案于2013年初审结；2014年在拒执罪专项活动开展之前，全州法院共移送公安机关4件，立案2件，不予立案2件。截至专项活动开始，2014年移送的4件仍没有一件追究拒执罪成立的案件。

　　笔者认为拒执罪之所以适用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：

　　一、法公检三方认识不足。从法院自身看，办理拒执罪程序复杂，要耗费执行员大量的时间和经历，在当前执行任务重，结案压力大的情况下，执行人员没有收集证据的动力。从公安、检察机关看，公安、检察机关普遍认为法院执行工作属法院内部事务，办理拒执罪是在为法院办事，再加上时间、精力有限，因而对此类案件缺乏积极性，消极应付。

　　二、实体法认定标准不明。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“对人民法院的判决、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罚金。”但是对于“有能力执行”和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标准，与拒执罪相关的两个立法及司法解释都没能明确界定，导致了实体法对于适用该罪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的标准不明，难以适用。

　　三、程序上法院追诉地位尴尬。拒执罪的适用，首先由法院依法提起，公安机关的侦察职能演变成为了对法院移送侦察的实质审查。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权受侵害的直接承受体，握有审判这一公权，却需要通过公安侦查等法院之外的司法权审查法院提供的证据，而公安机关在启动程序上掌握了绝对的启动权。

　　四、取证固证困难。拒执罪的犯罪嫌疑人或下落不明，或隐藏、转移财产，调查取证工作繁杂。执行法官没有侦查手段，寻找证据比较困难；公安机关因缺乏追诉的内在动力，且收集证据工作量大，不愿启动立案侦查程序。全州法院今年不予立案的2件案件均是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立案。

　　针对以上原因，笔者建议：

　　一、积极主动，建立高效协调机制。人民法院应适时转变执行理念，着力重视和发挥“拒执罪”追诉对法院执行保障的重大意义与功效。针对当前公检法三家对构成拒执罪存在分歧，公安、检察机关立案、追诉难等问题，应统一认识，可由政法委牵头，建立由公检法等部门参加的高效协调的联动机制。凡是涉嫌拒执罪的案件，可由公检法三家参加召开联席会，共同对犯罪嫌疑人的涉案情节进行研究，达成共识后将案件纳入司法程序。

　　二、完善立法，明确法律界定。根据两高及公安部法[2014]263号文件部署，从2014年10月起至2015年3月为开展打击拒执罪专项活动时间，建议以此为契机，出台一些指导案例或者更具操作性的认定标准，明确“有能力执行”及“情节严重”标准，以便基层法院适用。

　　三、理顺程序，提高法院追诉地位。提高法院在追诉程序中的地位，在打击拒执行为中，应坚持以法院为主导，确立以我国现行刑事追责体系为基本框架，侦察、起诉、审判机关相互协调配合的追责机制。加大公安、检察等机关对法院依法追究拒执罪的协调、配合以及综合打击力度，减少工作中的推诿扯皮现象。

　　四、重视证据，提高证据收集能力。人民法院可组织专题学习，结合具体案例加强审执人员对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把握，厘清拒执罪适用的特点，针对与公安、检察机关衔接的证据要求等问题攻坚克难。此外，执行法官在办理拒执案件时应积极和公安机关联系，适时交由公安机关通过侦查手段固定证据。